能干的领袖都要削藩

　　因为他需要更大的平台，不需要部下发出另外的声音。

　　有君必有臣，有王必有藩。收回诸侯、地方势力、部下手中的权力，就叫削藩，削藩是帝王之术，是一种上下级之间的博弈。一个组织的权力如同一碗水，总量是有限的，而且相互制衡，不是此消就是彼长，在权力链条上，即使君臣相得如唐太宗和魏征，上下级之间也时常互相蚕食，谁都可能多咬一口。如果藩不能把自己的行为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被削只是时间问题。

　　总是要先做大才能做强。做大就必须封个王什么的，属下才有动力跑马圈地，日子久了就容易形成强势藩镇。而做强就必须削藩，集权于上，才能优化资源配置，整合品牌、资产、研发、人事、渠道，拧成一股绳一体化经营。能干的领袖都是要削藩的，因为他需要更大的平台，他们不需要部下发出另外的声音，他们最需要执行力。

　　政权在手，削藩总是合法的。建文帝削周王，周王毫无反抗被流放，削代王，代王毫无反抗被废为庶人，齐王、岷王亦如此，削湘王，湘王竟全家自杀。只有燕王不服，奋起反抗，打进南京，方孝孺宁肯被诛杀十族，也不愿为朱棣写即位诏书。藩总是天子的心病，常常一放就乱，一抓就死——要么管死，要么人死。王和藩和谐相处是很难的。

　　恩怨难为外人所道。有些是领袖刻薄寡恩，藩曾经有功，藩是他的马前卒，又是挡箭牌。先让你做钦差，发你尚方宝剑，让你竖子成名，之后看你不顺眼，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有些是干将们居功自傲，手伸得太长，事做得太过，不愿夹着尾巴做藩，超出了领袖的忍耐范围。

　　藩实力大，太独立，轻则消弱中央权威，重则取代政府。西晋原本好好的，八王之乱，西晋就灭亡了，很短命；唐朝后期，藩镇林立，他们长期对抗中央，逐渐做大，耗尽唐最后一丝气力；汉朝的晁错说不削藩，天子不尊，宗庙不安，一点不错。但既然已成藩，都是豪杰，没有人甘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反弹有时很致命。

　　在中国，搬张桌子都要流血，何况削人家的藩？你削我的藩，我就削你的命。晁错削藩，七国之乱起，晁错被腰斩死。公司的情形也很惨烈，欧阳忠谋试图整合普天集团，但旗下波导公司、首信公司回应激烈，结果没多久，欧阳忠谋只好带着未竟之志解甲归田。

　　最难削的藩

　　削到什么分上？人员如何安置？利益如何平衡？

　　谁来削？自然是要任命个性坚强之人。中国很多事情，立意甚好，但往往尚未惠及民众，就半途而废，原因就是没有强势的执行人。晁错父亲劝儿子不要削藩，竟饮药而死，尸谏儿子，晁错还是不为所动，义无反顾的精神是可贵的，只是缺少手腕。史家说，削藩是对的，用晁错去削藩是错的。问题是，除了晁错，还有谁愿意去得罪人家皇室宗亲，背个离间骨肉的罪名？手腕灵活的人往往意志又不坚定。

　　于是领袖自己动手，不在乎最后有没有回旋余地。浪潮董事长孙丕恕采纳安达信的削藩建议，亲自开刀，四处走访，纵横捭阖。时机成熟后，取消原先的分公司建制，在全国建立大区、区和分区三级市场体系，共分八个大区，按照产品、行业和区域三维协同的体系，重新梳理架构，重点是把旗下三家子公司的权力，捏在孙自己手中。

　　结果，风平浪静。孙丕恕铁腕获得成功已经不是第一次。七年前，为了绝对控股浪潮通软，孙丕恕先通过集团购买职工股及部分法人股，在法理上绝对控制了浪潮通软，然后给毫无准备的员工发了一封公开信，就一举免去通软CEO的职务，滴水不漏，稳、准、狠。削到什么分上？人员如何安置？利益如何平衡？协议如何达成？如此高级别的博弈让别人代劳，不御驾亲征，是很难做到这种水平的。

　　当然，最好让藩各自消弱，或者不用找人削，让他自己烂掉，汉武帝的推恩令就如此，此令规定，诸侯封地在其死后要分封给各个儿子，财产分散之后，藩王就没有实力，分家必然会带来家庭矛盾，难以一致对外。推恩令感觉是遗产继承，利益均沾，其实是分化瓦解。这个办法主父偃提出，源于贾谊当年“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

　　对于最难削的藩，要做最坏打算，几手准备。不削则已，一削一个准。其实景帝削藩，是很有准备的，周亚夫就是军事上的伏笔，他到细柳营劳军是大有深意的，只三个月七国之乱即平，说明景帝事先的部署很充分。晁错固然被冤杀，但这一招其实特别恨，吴王声称起兵是为了清君侧、诛晁错，现在晁错已经被诛，你还有什么理由进兵？一下子就在政治上敲掉了吴王起兵的合理性，让你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平叛的第一功臣应该是晁错。建文帝就是没有景帝的冷酷和手腕，才削藩失败，多少重臣惨死在朱棣的屠刀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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