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赞成选举基本上都是初来的新移民和工人们。他们没有后台，只有一腔才情、理想和热血。蛇口就像他们的精神家园，他们只希望将最好的人选进领导班子，而不是由上面随便点将。

　　事实也证明了上面派来的个别人不太适合工作，闹了一些类似“剑桥大学建了多少桥的笑话”。在成立工业区后，一些因理想而聚集到这里的年轻人确实还是带着情绪的。虽然大家对袁庚有信心，说他快70多的人了，他一旦退休后蛇口还有没有未来？会不会由交通部派个跟这个地区没有感情的只想给自己捞好处的官来？“袁庚之后的蛇口怎么办”，这个话题在当年也引起过广泛的讨论，“票选，并且制度化”，可能是惟一一条能够让德才兼备的、年富力强的干部来领导工业区的路子。也是能将台上的交通部派来的不适应的政工干部给选下来的途径。

　　袁庚还有一个幽默的说法，这场将干部纳入群众监督范围的试验冲动是源自别人的马屁。

　　袁庚曾在1983年2月跟总书记胡耀邦汇报时讲过一个故事，“我这个小小的头，每次到蛇口，一上码头，前呼后拥的，下面的同志唯恐照顾不周。雨没下就把伞打开了。我真的那么值得他们崇拜吗？不是的。因为是我决定他们的命运。有时自己不清醒就会忘乎所以，久而久之就会不怕群众，不怕下级，因为群众、下级撤不了我的职。正是这样的原因导致了不少的干部不太怕群众，只怕顶头上司，怕上司不喜欢就当不成官”。他认为，就是传统中那种自上而下的做法容易使干部滋生“人身依附”的观念。而“用民主选举民主监督，能最好地解决干部的‘人身依附’的问题”。

　　就是这样，来自基层的“自卫”渴望和来自上层袁庚想改变“官员们不怕下级只怕上级的传统”在1983年的春天一拍即合。两股“求变”的渴望将上下力量拧成了一种坚定的改革热望。

　　政企分开后选民冷落选举

　　1992年12月袁庚离休，原定1993年蛇口工业区第三届董事会民主选举宣告流产。之后，工业区的“头头”恢复委任制

　　始自1983年蛇口试管里的这场“民主尝试”，在两年后的第二届选举中初步绽放后，就在两年后出现疲态，直至历时10年之后，这场还未来得及盛放的民主尝试，在黯然中彻底凋零。

　　轰轰烈烈的试验自1987年4月开始急转直下。1987年，政企分开在全国拉开序幕。同年4月，蛇口工业区由一个区域的概念变成了一个经济实体———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以董事会取代原工业区管委会。

　　工业区政企分开之后，招商局这一年出台规定：董事会的11名董事中，4名直接由招商局派出，代表公司的所有权，另7名则由群众直选，体现职工对企业的监督和管理。

　　董事会每届任期三年，每年对董事进行一次信任投票，不信任票多过信任票者即行免职。但信任投票只针对董事会集体，不像过去一样针对个人。尽管在选举之前，一位叫“海声”的蛇口读者在当时的《蛇口通讯》上对此前“改变”提出抗议但未被采纳。

　　首届董事会的选举投票由过去的4月推迟至5月8日上午进行，当天的投票率较上一届下降近5个百分点。1988年，信任投票率刚过三分之二，较之前的一次下降近两成。

　　也就在那一年，一位投票人说“蛇口开始步履迟缓，保守，蜕化了”。而曾经“为之激动，为之兴奋，为之欢呼的民主尝试，正在滑向庸俗，因而也渐受冷落”。

　　1992年12月，袁庚离休。原定1993年蛇口工业区第三届董事会民主选举宣告流产。之后，工业区的“头头”，恢复了由其“婆婆”———交通部指派，实行委任制。

　　“曾经的日子都已经远去，人们只能从记忆中体味它的荣光”。蛇口那场民主试验维持了近10个年头，而围绕这场试验的争论在尝试中亦从未停息。

　　有人说那是袁庚在企业选举的幌子下，悄悄打了一个擦边球———进行了一场政府选举的试验。也有人说那是袁庚玩的“花花套子”。他在置国情而不顾的情况下玩的一场理想主义。

　　在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的眼中，蛇口的民主不过是“有限的企业民主，说它幼稚也不过分”。因为企业民主与社会民主还相距甚远。且在选举的方式和程序方面还没有健全起来。

　　袁庚认为，“票选的好处不能保证把最优秀的人选上去，但一定可以把最差的人选下来”。

　　无论最后人们会对这场民主试验如何评价，但这样的民主试验最后对干部监督的成绩单是：“蛇口的领导干部队伍没出现过腐败分子，10多年的岁月里，蛇口工业区领导干部虽然掌管人事权，数以十亿计的财权，但确实未发现有贪污、受贿一类案件。”一位内地的纪检干部说“这确实是个奇迹”。但更有人愿意将之看成是“监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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