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外一些让同台PK的候选人还面临的个别质询问题包括：“听说你为了拉票，给学校老师送饮料，请问有没有这回事？”“人人都为工业区的原始积累献策献力，你却支持太太办私人企业，你认为合不合适？”“有人说你在任职期间，没干什么实事，你同意吗？”“请问：你担任人事部经理8年，有多少亲友在正当名义下调进了工业区？”“听说你在鬃买了部皇冠轿车，车牌号码是WJ鬃，请问是否合法？”“你去美国长达一月，干了些什么事？花了多少钱？游了多少山玩了多少水？”“你女儿是怎样调入工业区的？现在安排在哪个单位？具体干什么工作？”“在你的授意下，你的两个弟弟在蛇口捞了多少钱？”“你们公司优秀、精干人才流失不少，而你的‘哥们儿’却被提拔重用，请问你的用人原则何在？”“你经常出入餐厅，是不是掏自己的腰包？”“听说你出差的机票丢了，打白条子已经报销后，后来找到了又报销一次，有无此事？”

　　一连串的犀利发问，总是让现场的气氛热烈和紧张，每年的答辩台成了干部的“冷汗台”。

　　两天后，历经两轮同台PK的15位候选人中，9位在1170位选民的选票中胜出，并进入蛇口工业区第二届管委会任职。第一届管委会7名成员中有3位工业区的“老人”被选票无情地“拿下”。袁庚以1006票名列榜首。164人未投他的票。

　　袁庚的“智囊”梁宪也在那一届的票选中落败。他在离开工业区到北京学习之前，给新班子留下一封信：面对这样的结果，我没有任何理由失望，也没有半点因为自已下台而悲伤。因为我跟每一位选民一样，关心着我们这个事业，由衷地希望蛇口兴旺发达。

　　341人未投袁庚信任票

　　尽管比1984年仅获一张不信任票高出很多，他获得的信任票数依然最高；袁庚说：敢于对权威投不信任票正是蛇口民主的表现

　　一年之后，蛇口又掀起了一场“4月地震”，同样是一场票决，只不过那些票不是选举而是信任票。这是一轮工业区所有群众的评议票，在位的班子成员中若信任票不到半数的，必须无条件地离开岗位。若班子成员中超过三人或者一把手被不信任票拿下，则全体班子成员面临重新选举。

　　1986年4月，在信任投票引发的新一轮“四月地震”里，工业区群众的投票热情有了“井喷式”的发展。1984年第一次给领导班子用信任票打分时，仅有300余干部参加。而1986年，投票人数为2300人。投票率飙升至84%以上。那一年，为了让更多无法到现场投信任票的职工表达他们对工业区“头头”的看法，工业区设了十多个流动箱到不同的工厂和单位收取流动信任票。

　　获信任票数最高的袁庚得1955张。不信任票91张，不了解票160张，弃权票91张。共计341人未投袁庚的信任票。而在1984年，他仅获一张不信任票的。有人称“‘蛇口权威’的袁庚，眼看面临着一场对‘权威’的挑战”。

　　当年的媒体记载了袁庚对这一“权威遭遇挑战”的态度：敢于对权威投不信任票，正是“蛇口人在民主风气熏陶下，对自己的干部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的表现。“封建特权不破，腐败之风不止，经济改革就难以进行”。

　　1986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张江明的《建设民主的窗口———蛇口工业区选举领导班子的调查》。文中称：自1983年以来蛇口的工业区的选举领导班子的“这些措施，把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权、罢免权交给了群众”。至1985年的第二届工业区领导班子换届“就把干部体制改革又推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张江明当年的调查报告中，这样还原了蛇口工业区选举的全过程。“蛇口工业区的第二届管委会，在进行直接民主选举前，首先制定《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组织暂行条例》和《选举暂行办法》，对参加选举的范围，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工作小组和选举程序等作了明确规定，使民主选举有法可依，按法办事，不致因领导大的变动而影响选举”。

　　而这两个被过永鲁称作“蛇口‘基本法’”的文件，在今天的蛇口招商局的档案馆内还能看到。这份出自今天的档案馆长乐俊人先生之手的条例第五章规定：管委会在招商局董事会领导下，采用无记名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管委会每届任期二年；且任期满一年后，由同级党委主持举行一次民意测验。信任累计不足50%的委员即行免职；被免职的委员不超过三人的，不再进行补选。超过三人或主任被免职，则需进行新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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