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蛇口人说“那些日子，到今天我们怀念时，依然有着温暖”。

　　用民主选举民主监督，能最好地解决干部的“人身依附”的问题。

　　——袁庚

　　那是深圳蛇口温暖的4月，日子里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

　　1986年7月30日的《人民日报》报道：那里正在《建设民主的“窗口”》，“他们把过去单纯的行政任命制，改为民主选举制和聘任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和‘铁交椅’”。

　　23年后的今天，“直选”依然是深圳这个中国前沿城市在这个夏天最热的词汇。而早在23年前，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就已经在深圳的“蛇口试管”里进行了一场场直选的“民主试验”。

　　当时的境外媒体形容23年前的那场直选试验是“一股新的历名巨浪，它正在勇猛地拍打和冲击着原有政治体制的孤岛”。他们预言“中国社会一个新的历史局面正在形成”。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道“民主试验”头啖汤，在惊诧中高贵地拉开序幕，又在争论中叫人失望地堕入平庸。伴着蛇口工业区的消逝，它在蹒跚了近10个年头后，在选民的激情渐渐的冷却中悄然停止。这场被称作“早熟”的民主试验，像划过夜空的彗星，虽已沉淀在岁月的深处，但却有着总也掩饰不住的光芒。

　　候选人被问得冷汗淋漓

　　袁庚“挖”来的“清华三剑客之一”顾立基在那一年的票选中未能胜出，袁庚的“智囊”梁宪也在票选中落败

　　1985年4月22日晚上7点，身着白色短袖衬衣的过永鲁从家里匆匆赶往深圳蛇口育才中学的阶梯教室。半个小时后，那里将举行蛇口工业区第二届管理委员会班子成员候选人的第二轮PK———选民答辩大会。身为工业区党办秘书组组长、选举小组副组长的过永鲁，将是那场答辩大会的主持人。

　　15个要登台“亮相”的管委会成员候选人是在一周前的晚上，由工业区400多名选民“票选出来的”。他们的竞选海报很快在蛇口工厂的通告栏和马路的宣传栏里贴满。答辩大会的三天前，同样在蛇口育才中学的阶梯教室里，他们进行了首轮同台PK，向选民们作了“施政演说”。15名候选人中也包括第一届的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

　　23年前的4月22日晚上，过永鲁站在台上，除了主持答辩会，还要负责对那些交上来的要求候选人作答的提问字条进行“把关”，然后，交给选举小组的组长张为民当众宣读。

　　过永鲁“把关”字条要“过滤”两个内容。一是字条上有无攻击社会主义的反党反社会的言论，二是有无对候选人进行人身攻击。不涉此列的一律放行，而对选民抛出的问题，候选人必须一一作答，“因为回答职工的提问是每个候选人的承诺”。

　　那天晚上，屋子快挤爆了。300多个座位的阶梯教育里挤了近500人，教室的走廊里、过道上，甚至门边都被前来听答辩会的人站满。“答辩大会，是选民最为关键的一个‘验货’环节”。在过永鲁看来，“那既是候选人对群众监督的一种态度，也是群众对他们监测的一个渠道。他们是否能深刻地理解权利来自于人民的观念”。

　　23年后，回忆起当天的情形，过永鲁神情依然凝重。“主持一点也不得有差池。比如在介绍候选人出台的时候，甚至连语调和时间都得保持一个平衡。一定要做到公正，要不然职工会说：‘你们这帮人也是骗子，也搞假的’。要真沦为这样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选举了”。

　　过永鲁到今天仍为那段经历自豪：“我们的海选试验比香港的特首选举要早上十年。”

　　当晚7点30分，过永鲁宣布答辩会的规则。15位候选人按得票数从少到多的顺序登台进行答辩。每个人都需先回答包括施政纲领、自我评价在内的5个“规定动作”之后，还将接受职工选民们的个别质询。每个人的答辩时间为10分钟。候选人一登台，下面的字条就开始往上传。

　　最先登台的是票数位列第15的顾立基，这位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是袁庚当年到学校去“挖”来的，他是“清华三剑客之一”。尽管有袁庚的青睐，这位年轻的“书生”，在那一年的票选中依然未能胜出。

　　最后登台的是候选阶段票数最高的袁庚。这个一手创办了蛇口工业区的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在当天也被个别质询。有选民问：你年事已高，也是蛇口最大功臣，你退休后会不会指定谁做你的接班人？

　　袁庚说，我是一个普通的职业革命者，没有什么特殊气质，如果有的话，就是我不相信“神”。而我对工业区的作用，正如我表明过的：一是必要时向上对话；二是关键时出点子；三是机器运转发生故障时，起点润滑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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