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融资在我国经济发展很长的一个阶段被看作是非法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谋求地下融资，据中央财经大学近日完成的一项定量分析，对中国20个省、82个市(县)、206个乡村、110家中小企业和1203位个体工商户进行了实地抽样调查，并对各地区地下金融规模、农村地下金融规模和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规模进行了基本判断。

　　据课题负责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建军介绍，调查测算的结果显示，目前中国的地下信贷规模介于7405亿元至8164亿元之间，地下金融规模平均指数已达28.07，也就相当于地下融资规模占正规途径融资规模的比重为28.07%。如果考虑到这个指数只是20个被调查省份的平均值，有一定误差，若将5%的误差率纳入指数，由此测算出中国地下金融规模指数区间应该为26.73至29.47。此外，地下金融规模测度结果反映出，近年来中国广义货币中约有3%至4%被地下部门占用，在货币币值不稳定时，地下货币资金的规模有扩大的趋势。

　　面对融资的无奈

　　据了解，目前我国民间借贷的利率已经达到月息5%到10%，特别是小额贷款的利率更高。在广州，有一种利息高达25%的小额贷款，被称之为“九进十三出”，是说借贷人如果要向放贷人借10万元钱，签订合同后，他能够拿到的现金仅仅为9万元，其中一万已经作为利息被放贷人扣掉，而一个月以后，借贷人则要归还放贷人13万元，包括最初被扣下的1万，事实上借贷人为10万元支付的利息高达4万。

　　这无疑是一种利息高得离谱的高利贷，但是，在中小企业聚集的地区，仍旧非常受欢迎，特别是一些饱受经销商押款等因素困扰的加工企业，经常通过这种短期高利贷渡过青黄不接的难关。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其背后的真实原因是我国商业信贷机制上的瓶颈。

　　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曾多次在政协会议上大声疾呼，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事实上，中小企业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李子彬认为，和世界五百强相比，中国除了少数的大企业以外，恐怕绝大多数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因为中国的私营企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产生的，最近十几年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截止到2006年末，中国的中小企业有550多万户，中小企业吸纳了75%的城镇就业人口，吸纳了75%的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所以，中小企业是国家就业的一个主力军，是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另外，中小企业发明专利占全国的66%，发明的新产品占全国82%，因此说广大的中小企业也是中国技术创新的生力军，是推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中小企业去年创造的GDP和缴纳的税金分别占全国的60%和50%，也就是说中国的中小企业在经济总量上、在财政贡献上也都占据了半壁江山。所以说，实现中小企业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增强综合国力，推动自主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对于以中国行政机构为特点的银行业，却对中小企业融资相当吝啬。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陈永杰根据调研情况推测说，全国550万家民营企业，能够从包括信用社在内的金融机构贷到钱的不到100万家，“这里面三资企业和集体企业占了多数。”陈永杰说。由于金融机构贷款难，中小企业不得不谋求通过地下金融解决资金问题。

　　地下融资的功过

　　地下融资对于国家金融政策的最大威胁，莫过于对国家宏观金融政策的冲击。当因市场环境变化国家需要紧缩银根、减少贷款规模时，大部分中小企业转入地下融资渠道，极大地消解了政策的影响力。而当市场环境好转、国家放宽金融政策的时候，由于广大中小企业已经习惯了民间融资，甚至因为利息等因素在地下融资的怪圈中无法脱身，同样也会削弱国家经济政策所应该带来的正面影响。

　　此外，地下金融大大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据陈永杰介绍说，今年一季度全国税收增长33.8%，而私营企业的税收增长了33%，低于全国整体0.8个百分点。与去年全年的平均水平相比，私营企业税收今年一季度大约减少了60亿元。这是自2000年以来，私营企业税收增幅第一次低于全国水平。过去几年间，私营企业的税收增幅一般都高于全国整体税收增幅5到6个百分点。陈永杰说，税收的变化表明，民营经济确实在这一轮紧缩的政策背景下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中小企业谋求地下金融渠道进行贷款，无疑是我国金融政策落后的产物，也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问题。因此，地下融资确实在一些情况下，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的难题，给中小企业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共2页: 上一页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