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售价40美元的鼠标，生产它的苏州工厂只赚其中3美元，其余利润由品牌商、经销商和零配件供应商等分得；一把在加州商场售价7美元的玩具剑，在义乌为其加工的企业每件产品只赚人民币1分钱，但是贴牌之后经销商可以赚5美元……

　　这种情况被形象地比喻为中国制造的“一美元困局”。即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中，中国被定位在最低端的制造加工环节，为发达国家做代工业务，被称为“世界工厂”或“世界车间”，而制造环节利润最低，只能在“十美元”的“一美元”中博取利润，另外“九美元”的利润由负责技术、品牌、零售等产业链更高端业务的国外企业收入囊中。

　　几年前，这些制造业无奈的例子早已被业内专家广泛讨论，但是到如今，改变或许显得仍然很困难。

　　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无法避免一场产业转移的大浪潮，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环境测评的监管加强、能源价格上升以及普遍的通货膨胀”这五个因素在2007、2008年集中出现。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五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动一动”，都会引发国内一番产业转移的趋势。

　　升级的两难

　　“我们现在是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苏州一家电子元件制造厂的老总向记者诉苦，他的苦也是大多数从事出口加工的电子制造厂的苦。

　　“以铜为代表的原材料价格上涨最为迅速，其次是工人成本上升，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而外方还一味压低产品价格。打个比方，某个产品去年出口价格是1块钱，今年他们会给出你9毛钱的价格，外商会认为你的产品数量加大，应该可以降低成本，但他们根本不考虑原材料的上升，也不会考虑用工成本的增加，这样一来，企业的利润能不降低吗？”

　　这位老总告诉记者，前两个月已经马不停蹄地去给工厂寻找新家，苏北和中部几个城市转了一圈，准备不日融入企业迁徙大军。

　　对于记者为什么不做产业升级的提问，他沉默了两秒，叹气说：“谁不想做大做强？问题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nbsp；&nbsp；&nbsp；&nbsp；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查振祥曾如是评价。企业外迁的核心原因是技术水平的欠缺，2008年初，面对珠三角地区上万家制造企业的关门倒闭或者向商务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

　　“我认同这个现实(中国目前被定位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还无法让我们在‘一美元’和‘九美元’之间选择，我们是在‘一美元’和‘一分钱都赚不到’之间选择。”日前，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研究产业结构的专家干春晖教授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

　　干春晖进一步解释：“我们是被动接受国际产业链对我们的定位，但要看到，这是我们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融入全球产业分工的第一步，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且使我们有了巨大获益。”

　　但干春晖也表示，对于企业来说，向产业链上游攀升，开展多层次、附加值高的业务才是最终稳妥而安全的道路。“所以，与其还停留在对‘中国制造’、‘低端制造’的指责上，不如尽早开始细化地研究中国各行各业，尤其是制造业，到底要怎样来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

　　“中国制造业的目标和前景很容易看清楚，我们不可能以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永远走下去。但难的仍然是路径。”

　　现实的情况是——转移有路，升级乏力。大多数中小规模制造企业的企业主表示，应对劳动力、原料成本的上升等已经焦头烂额，根本无力无钱来思考企业的升级。

　　投入技术研发、管理精细化、培育训练有素的工人，升级的过程是一个需要付出高昂转换成本的过程，又有多少企业能承担得起这些成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转移浪潮的一轮轮冲刷相当于也在为中国制造业进行着一次次新的洗牌。2008年初，在中国制造业的这片海滩上排出了几个阵营，转移的、艰难维持的、倒闭的以及走上升级之路的。前几个阵营显然庞大得多，最后一个阵营选择者最少，因为最难。

　　突围之路

　　干春晖指出，要帮助企业升级转型，首先考验政府的服务。

　　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企业迁出地和产业承接地的政府各有期望，前者希望能够“腾笼换鸟”，引进或培养一批附加值更高的企业，而后者中也有代表曾表示希望能“承接产业，不承接污染”，进行一种“有升级的转移”。然而要想实现这些期望，扶持企业走上艰难的升级之路，政府的作为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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