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如今美国经济正在进入衰退期，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这种变化会改变世界经济的发展化趋势么？

　　陶冬：在过去十年，世界经济基本上维持只有美国一极独大的局面，而维持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只有消费一极。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爆炸性增长和日本、欧洲出现结构性经济困难有直接关系。不过，这仍旧是Ｇ３经济内部的此消彼长，更大变化在于三大经济体外出现了一批既有出口竞争力又开始有内部需求的经济体。

　　首先是全球化的直接受益者，中国和印度是其中最好的代表；第二类是资源出口国，如巴西、俄罗斯、海湾国家等。这两类国家的原始积累都是靠出口，但是许多国家目前已经出现了自己的内需。随着这些国家的汇率变化，国力的增强，过去的一些结构性问题现在变得不再那么困难。所以新兴市场尤其金砖四国的崛起，为全球经济版图的重新分配与平衡创造了契机：经济增长动力和增长的实质都开始多元化了。换句话说，不再是美国消费者一枝独秀，很多发展中国家最贫困的阶层收入也有所提高，需求也有所增长。

　　《中国经营报》：世界经济运行还有哪些新特点？对于其他经济体来说，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陶冬：过去十多年，全球经济增长相对稳定，即使出现动荡，影响也明显减少，恢复也较快，这源于“格林斯潘革命”。格林斯潘认为，如果央行把自己的意图相对准确地、提前传达给市场的话，不仅能达到央行的目标，而且还能减少信息宣布时给市场带来的冲击。市场动荡减少不仅对于市场参与者是件好事，对于金融管理者也是件好事，央行透明度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资金开始全球流通。经济的调节随着资金流出流进随时都在发生，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从央行开会以后才开始，这是一个金融市场的完善过程，是经济的自主微调过程。如果美日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调节第一来自市场，通过资金流入流出、汇率变化，引发通胀、消费、利率等一系列变化，达到调节经济的结果。各国的央行的政策调节反而变成第二位，并且往往是方向性的，央行更多的是承担最后救火员的角色。

　　第三方面的变化出现于金融市场投资工具的爆炸性增长。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主流的投资不过是股票或者债券。之后金融机构出现了爆炸性增长，像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等不同形式的参与者大量涌入，他们的投资策略、手法、理念带来了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衍生产品也出现了爆炸性增长，实际上它们也稳定了金融市场变化。当然，由于杠杆性、牵连性，一旦出事，可能火烧连营。但在没有大事时，船和船连着对船的平衡是有好处的。

　　因此，在增长动力、全球资金、金融市场三大多元化之下，我们迎来了目前的局面。今天由于次级债危机的发生，金融产品多元化闯了一个祸，又因为全球资金的流动与金融产品之间彼此关联而传导到世界各地，传导到不同金融产品、领域，带来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次级债危机为标志，全球金融发展和创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但是我相信这只是人类金融历史中一个小挫折，从长期来看我相信这三个趋势会继续发扬光大。

　　主权财富基金要接近超级资本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提过如今已经进入超级资本主义时代，对于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来说，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

　　陶冬：时代在变，经济关系也会不断地演化，超级资本主义是过去二三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如今全世界三成以上经济活动，掌握在不到3%的金融资本手中。全球500强企业中，除了资源类型之外，几乎都不生产了，研究员多过工人，科研中心多过工厂。对于这些企业来讲，他们在生产过程中不再寻求全面的掌控，而是在生产链中选择一个高端的、不可复制的要津：可以是技术，可以是垄断，可以是市场营运中间的某环节。由于他们在整个环节的特殊性，使得他们尽管不拥有其它环节的生产和销售，但在整个过程中能拥有雁过拔毛的特权，这在经济学中叫作寻租,这又是后工业时代全球经济的一大特色。

　　新兴市场发展到今天，可谓全球化的受益者，明显地从这个超级资本主义变化中得到好处。如果500强还在搞生产的话，那么广东和浙江就不会有这么多工厂，不会有这么多的农民工得到就业机会，中国房价也未必会这么强硬。但这些收益比起超级资本得到的好处，不过是人家吃了肉我们喝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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