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里莎白 J. 威尔顿教授先后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工业/组织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目前担任长江商学院特聘教授、长江商学院国际项目主任。

　　企业管理者通常都要具备一些组织管理工作的基础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技能”对任何一个想要在商业上成功制胜的企业和企业经理人来说，都是不可获缺的。但随着时代迁异，环境变化，以及新技术的出现，企业管理者便需要不断更新“知识技能”当作自身的竞争武器来面对当前的考验，走进正确的方向。在这个节奏絮乱变化万端的时代，企业需要新方式培养新型领导者来面对眼前残酷的竞争。对中国来说，随着商业环境一天天扩张，环球性竞争愈来愈频密愈来愈不可避免，摆在眼前最首要的是，中国如何在最短期限中“大量制造”出合格的，具有强悍竞争力的，并能够带领企业走向成功之路的管理者？

　　这是伊莉莎白教授每天不停思索的问题。

　　香江观察

　　在中国已经10年，伊莉莎白教授经历过中国商业社会最激荡、变化最为剧烈的一段日子。

　　上世纪90年代，伊莉莎白教授曾受美国商业部的邀请，前往中国培训美国商人资源管理等项目。此前，她对中国几乎没有任何概念，为了教学准备工作，她开始了解并研究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到整个90年代，当时美国对华投资大都只能通过合资的方式进行，自然地，她的中国探索便从合资项目的研究开始。

　　当伊莉莎白教授发现合资方式带给美国商人巨大的成功时，她对中国也开始由衷地产生了好奇和兴趣。她的视野也从此开阔起来——这是一个和美国多么不同的国家。当时许多美国商人和中国商人矛盾重重，大规模的接触给中美商业社会彼此之间留下许多冲突和互不理解的伤痕。在好奇心和专业兴趣的驱使下，伊莉莎白教授开始对中国商人的思维模式进行研究，结果她发现，中美商业观念和思想习惯的不同，是造成这种不和谐的主要原因。她想，中美两国人民如果能够相互理解，两国商业上的合作便能减少冲突并且更加顺畅，因此她对中美两国商业概念做起了系统性的比较与分析，建立理论和模型。为了做好相关的学术研究，她当年就频繁往来于中美两国之间。

　　1996年，她决定搬到香港，以更具备现代化城市生活条件的香港为基地，对中国展开为期一年的深入探索。但没过多久，她便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境地：香港的生活让她着迷。这里虽然有拥挤不堪的车流，腹地狭且小人口密度超高，消费指数不低，但香港同时也拥有全球各地的美食，便捷的海陆空交通网，高效的政府行政效率，这里充斥着高端的商业模式，亦不缺乏人情味十足的小型商贩，那些旧楼里隐藏着20世纪初的气味，以及中国人的世俗感。

　　对伊莉莎白来说，这里华洋杂处，在十里洋场，她完全可以像在任何一个西方城市一样自在，因为香港是一个包容并蓄的城市，对外来人毫不惊奇厌乍；同时，在那些港味弥漫的城市角落，她又能实际接触到想象中的东方情调。她爱极了这样的状态，于是原本为期一年的计划被一再延宕，在“东方之珠”一住就是4 年。

　　在香港的4年中，她除了享受生活外，主要的重心还是在学术研究上。此间，伊莉莎白深入到许多在港的跨国公司中，追踪调查许多中国籍的经理人，研究他们的决策过程和习惯，记录哪些决策在企业面对跨国商业活动时奏效，而哪些又在本地商业活动中才能奏效。这最终不可避免地使她一头“跌”进了中国式“领导力”的研究领域。

　　除了在跨国企业中实际调查中国经理人的商业思维外，她也曾经在北京大学教授跨国企业的领导文化。在北大，她接触到更多的中国职业经理人、企业决策者，他们不被西方所影响，更具备中国当代商业文化的特性，这使得她的研究资料也更加丰富起来。

　　天才管理

　　伊莉莎白在攻读本科和硕士学位期间专攻心理学，这样的知识结构对她后来的兴趣和发展方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导引作用。她曾对“天才管理”这一领域进行过专题研究，探索企业如何更有系统地整合组织中的创意和人才，如何让员工的“天赋”更好地发挥出来，如何吸引具备“天赋”的人才，以及如何创造空间和成长平台留住这些人，不让他们从企业组织中流失。

　　除此之外，对管理者来说，如何让这些具备特殊“天赋”的人才，在企业的竞争策略当中协同作战，统一意志发挥整合力量更是她的兴趣所在。她发现并归纳了许多规则和模型，这些知识和技术对强化现代企业管理者的领导力大有帮助。她的这项研究，实际上意在让企业管理者们找到方法，让那些“天才们”更有效地协助策定强势的商业策略，发挥战斗力，管理者一旦掌握这种“天才管理”的最新技能，便拥有了更为强大的生存能力，能让企业更好地面对新出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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