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共有四位院长，其中包括两名外籍院长。这个国际化的领导层暗示着国际化程度与之匹配的教授团队：51名教授中，华裔占60％，但真正拥有中国国籍的教授只有30％。

　　教师是商学院的灵魂所在。商学院能否实现院长们孜孜以求的“国际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是否具有世界水准。张维炯从去年11月开始和两位学者接触，想把他们引入中欧。令他痛苦的是，他不得不面临来自3所美国大学的竞争。在高度全球化的MBA教育界，争夺人才的竞争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也是中国的商学院投入财力最多的地方。

　　中欧收入的大多数被用于支付教授的薪金，但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金并非全部，真正要把师资留在中欧，还需要学校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事实上，校方甚至会特意安排人力，为教师提供从搬家、装修房子到请保姆等杂务，提供细致而富有人情味的服务。张维炯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要使得那些外籍和海归同事们相信，他们选择中欧是正确的。

　　MBA阶层在崛起

　　对那些关注转型经济的学者来说，中国每天都在产生弥足珍贵的管理学案例。这些案例不仅独特，而且影响广泛，并且，其价值正在逐渐被世界所认可。这是他们来到中国的一个重要动力。而对选择攻读MBA的学生来说，仅是校友们就业前景的历史记录一项，就可以保证MBA项目的生源。被中国的就业前景吸引而来的不仅有中国学生，也日渐有外籍学生。中欧 2007年入学的MBA学员中，外籍生源人数超过了30％。

　　这一盛况不知道是否在中欧的第一代院长张国华教授多年前的预料之中。2006年，这位中国MBA教育的开拓者英年早逝，说来有趣，他最初为中欧设计的并不是MBA课程，而是不脱产的EMBA课程。张国华那时候认为，中国企业还需要时间来理解什么是MBA；他担心，如果中欧一开始就上马MBA课程，说不定毕业生会面临就业难。在各种纪念张国华教授的场合，这个策略常常被人提及，用来说明张教授对中国国情别具洞察力。

　　MBA学费不菲。中欧全日制MBA课程学制一年半，收费近17万，北大国际MBA学制两年，收费近10万，清华、交大和复旦的学制和收费水平与北大相若。

　　将《金融时报》排名榜的指标权重与最终排名情况对照一下，在中国读MBA显然是一笔昂贵但是值得的投资。当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支付高额的薪酬，所以，在过去10年中，绝大多数中欧和安泰的MBA学生毕业后，都进入了外企工作。

　　中欧和交大安泰的早期MBA毕业生往往全班都进入外企，到2003年之后，就业的目的地才开始渐渐多样。外企仍然是MBA毕业生的首选目标，但大型国企和民营企业也进入了毕业生的选择范围。在中欧，刚刚毕业的学生进入国企、政府机关和民营企业的比例占10％左右。交大安泰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为数更多，超过了毕业人数的一半。

　　帮助学生进行职业规划是商学院教育的组成部分，由此可以看到不同商学院的理念。徐飞常常对学生说，如果只是满足于当一个白领——即使是一个高级白领——也没有大出息，他尤其鼓励学生要有创业和创新的精神。而在张维炯看来，涉世未深的MBA毕业生如果能进入一家国际化的大公司，历练管理能力，是最务实高效的选择。

　　创业还是进外企，横亘在MBA毕业生面前的疑难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上海，这个1930年代的远东工商业中心，曾经有一个服务于洋行的为数众多的阶层。在毫无贬抑的意义上，这个阶层是上海最早的职业经理人，也是众多小康家庭向往的理想职业。70年后，MBA为这个阶层续写了新的篇章。这也许是中国商学院最大的贡献所在。

　　商学院的中国梦

　　新职业经理人所在的城市，也在努力转变的同时，试图对接历史。进入21世纪之后，上海竭力想要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金融中心。这个梦想在地理上得到了形象的写照。汽车驶上三座横跨黄浦江的大桥中的任何一座，乘客都会看到，上海被鲜明地一分为二，一边是楼宇低矮、喧嚣狭窄的外滩，而高楼林立的陆家嘴(600663行情,股吧)与之隔江相望，显得开阔轩昂了许多。外滩70年前曾经是远东的金融中心，现在，造型优美的老建筑里仍然分布着许多金融机构的营业厅。但金融业的大脑和心脏，都已经转移到了崭新的陆家嘴地区。不久前，中欧在陆家嘴设立了研究院，试图在这个心脏地区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MBA排名榜虽然令人激动，却并不足以全面反映一家商学院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徐飞和张维炯都深知这一点。不仅他们，包括北大、清华这些名牌大学下属的商学院在内的中国商学院，都在努力拓展自己的研究力量，并且扩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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