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一个MBA毕业生，仅需两年左右的时间；造就一所成功的商学院，则要几代人的努力。

　　15年前，MBA(工商管理硕士)一词在中国还毫无知晓度，上海市政府和欧盟签订了一个超前的项目协定。这个协定的内容是按照西方商学院的模式，在中国创建一家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商学院。这家商学院就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首任院长张国华，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招生。他动用多年来在政界和企业界的人脉，动员政府机关和大型国企的负责人，希望他们派人到中欧去培训。但是他失败了。没有一家企业愿意把员工送到中欧学习。那时候中欧甚至不能出具教育部承认的学位证书。

　　如今，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MBA毕业的就业和薪酬前景走好，一直在提高MBA教育的热度，也把中国的商学院推上了世界舞台。2008年1月底，英国《金融时报》发布了2007年度的世界MBA排名。中欧巩固了2006年的 11名的位置，上海地区另一家首次参加排名的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也成功地进入了全球前50名之列，位列41名。

　　排名的秘密

　　和任何排名一样，1999年发起的《金融时报》全球商学院排名也常常引起争议。2003年，中欧排名90位， 3年后飙升到了第11位。一所年轻的商学院，而且位于中国，排名上升速度之快引起了欧美商学院的一片哗然。然而1年后中欧巩固了在排名榜上的位置。即使这不足以平息争议，也足以让中欧的欧美同行不得不正视中国乃至亚洲商学院的崛起。

　　编制排名的《金融时报》说，今时今日，一流商学院的崛起不一定非要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依靠一所著名大学的号召力，或者一个增长迅速因而亟需高素质管理人才的新兴市场，都能够推动一家商学院脱颖而出。

　　中欧和交大安泰在排名榜上的上升，显然得益于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稳居全球第四，有望成为美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大多数跨国企业通过不同形式进驻中国，兼通国际规则和本土经验的管理人才，是这些跨国企业发展中国业务的首选。实际上，一个精通双语的MBA学生，又经过商业管理的系统培训，在中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并非难事。而且，获得MBA学位，常常意味着薪酬的大幅上升。这正是中欧和交大安泰排名靠前的秘密所在。

　　为进行商学院排名，《金融时报》一般对获得学位3年后的毕业生进行调查，以评估MBA对其此后职业进展和薪资增幅的影响。指标共有20项，分为三大类，分别是校友薪资和职业发展，商学院及其MBA课程的多样性和国际化程度，以及商学院的研究能力。其中，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和薪酬对排名来说尤其重要，仅薪酬和薪酬增长在得分中所占权重就达到了40 ％。

　　2007的排名中，交大安泰有两项指标排名全球第一，分别是“毕业后三个月就业率”(100％)和“薪资增长百分比”(177％)。这两项指标也显示出中国就业市场对高水平管理人才的饥渴。第一次参加全球排名就挤进前50名，交大安泰的表现令人瞩目。

　　“大格局在这里，我们适逢其时。”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徐飞说。

　　国际化的焦虑

　　尽管《金融时报》排名为中国的商学院带来了国际声誉，但徐飞和中欧的副院长张维炯都认为，过分注重排名可能会扭曲对现实的认知：实际上，世界一流商学院之间的差距，并不像排名榜显示的那么大，而中国商学院和这些一流商学院的差距，则要比排名显示出来的大得多。

　　“排名的指标只有20个，但决定商学院水平的因素，至少有200个。”张维炯坦然说，如果换一个指标体系，中欧的排名未必能如此靠前。

　　徐飞更加谨慎地说，参加《金融时报》排名的初衷是为学院的发展寻找动力。“要在国际标尺下创建一流，就要敢于在国际舞台上亮相，敢于和强者过招，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不去比较，就看不到差距，就没有改进的动力。”

　　徐飞和张维炯都表示，《金融时报》或者其他排名都并非他们刻意追求的目标。但是排名显然让他们感到释然。实际上，言语的谦和很难掩饰院长们在全球竞争中的焦虑。商学院之间的全球化竞争正在趋于激烈化，要巩固《金融时报》排名榜上的排名绝非易事。2006年排名前十位的商学院，有3家在2007年的榜单上跌出了前十。

　　焦虑又和他们的雄心联系在一起。徐飞和张维炯的谈话中，频频会出现“国际化”这个词。这个词既凝聚着他们对中国MBA教育的全部心得，也代表了他们的理想和心愿。中国商业已经深深卷入了资本和资源的全球分配格局之中，商业教育也不例外。商学院的院长们每天为实现“国际化”——这个词已经变成了他们最大的情结——殚精竭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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