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美国电信业震荡的剧烈程度。你可能会说这不可避免。但其他电信公司却设法逃过了这次劫难。南方贝尔公司曾被讥笑为在拓荒时期保守得无药可救，但最后它却交上了未受影响的经营业绩，并获得了强大的竞争地位。一副绅土派头的南方贝尔公司CEO杜安•阿克曼的基本思想就是：“管理好股东的钱。” 这是何等高明的观念！

　　热衷于收购

　　全美第二大电信运营商世界电信公司创办人伯纳德•埃伯斯一直热衷于收购。他先后收购了MCI、MFS及其UUNet子公司，还试图吞下 Sprint，华尔街也以廉价资本和上涨股价帮助他进行消化。但埃伯斯不知道如何消化收购的公司，作为天生的交易人，他似乎更加关心捕获新的收购对象，而不是整合现有公司。埃伯斯对此直言不讳：“我们的目标不是夺取市场份额或成为全球大公司，而是成为华尔街头号股票。”

　　结果是公司局面常常混乱不堪。甚至有一段时间，已被收购的UUNet公司的销售代表同世界电信公司的销售队伍面对面竞争，争夺电信订单。小客户抱怨：为了询问有关网络、长途和地方电话的情况，要分别打三个电话给世界电信公司不同的客户服务代表。

　　偏听华尔街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没有人比朗讯CEO里奇•麦克金更会编故事了，他懂得如何为华尔街提供登上头条的爆炸式新闻，而反过来，华尔街把麦克金变成了明星。

　　麦克金至少忽略了两个群体的意见。第一个群体是朗讯的科学家，他们担心公司会失去开发的一项新的光纤技术OC-192的机会，该技术能够加快语音和数据的传输速度，他们请求麦克金进行研发，但没有得到支持。另一方面，麦克金忽视了朗讯的销售人员群体，他们原本可以告诉他：制订的增长目标不合实际。为了达到目标，员工只好通过向大部分客户提供大幅折扣和极其慷慨的融资安排，以牺牲未来季度为代价获得预卖。

　　不断改变战略

　　一旦公司陷入困境，寻求权宜之计的愿望就压倒了一切，结果常会出现吉姆•柯林斯在从《良好到伟大》中介绍的这种对抗性态势：公司摇摆不定，不断改变战略，试图寻求一举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开“打气会”、启动计划、赶潮流、频频更换CEO……因忙于从一项万全之策仓促换成另一项，因此这样的公司根本无法发展。

　　柯林斯称之为“厄运循环”( Doom Loop)，而这是个杀手，Kmart就是这样一个牺牲品。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Kmart一心致力于多元化，由折扣销售转而收购 OfficeMax、Sports Authority等连锁店和Borders书店的股份。但在90年代，新的管理班子却又脱离了这些商店，决定通过大力投资IT，重塑Kmart的供应链。但这也只持续了一段时间，新CEO查克•康纳威上台后，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击败沃尔玛，Kmart引发了一场灾难性的价格战，结果造成重大失误。

　　危险的企业文化

　　安然和所罗门兄弟都是被一小撮人搞垮的。但这些公司的“烂苹果”只有在一种环境：腐败的企业文化中才会不断烂下去。实际上，不管你实施了多少会计与管理措施，监视每个员工的行动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公司的文化规范应该体现在第一线员工身上，以便没人监管他们也能作出明智决策。

　　在所罗门兄弟，企业文化恰恰相反。该公司的害群之马是交易人保罗•莫泽，1991年2月，他在拍卖美国国库债券时出价过高。虽然最终使他完蛋的是5月22日的另一次不合理的出价行为，但4月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当时所罗门主席约翰•根佛兰德得知2月莫泽出价过高的消息后，对他并未予以处罚。莫泽显然把根佛兰德未采取行动看作是大开绿灯。分析家认为，所罗门虚张声势的文化助长了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而安然的文化则助长了不予披露的牟利行径。

　　新经济的死亡螺旋

　　艾伦•格林斯潘对失败自有一番高论。他在2002年2月就安然事件作证时特别指出：“如果一家公司的增值来源于无形资产，那么它天生就很脆弱，因为信任和信誉会在一夜之间消失，而一家工厂却不会。”近期一些企业破产的速度似乎证实了他的论点，一旦有人提出问题(有时通过匿名方式)，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就会倒下，接着，人们会怀疑是否有人在做坏事、顾客推迟新订单、信用评级机构调低债务等级、员工纷纷离去、更多的客户逃跑。这样，你就遇到了安然前 CEO杰夫•斯基林所称的“典型的银行挤兑”。

　　有没有可能加以制止？有可能，但你得遏止加速死亡的势头。所罗门通过聘请备受信赖的大人物沃伦•巴菲特担任临时CEO止住了颓势，但安达信CEO约瑟夫•贝尔迪蒂等了几个月才引咎辞职，从而失去了避免灾难的一切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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