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中期以来中印各自的政治、经济发展，都为对方提供了一面反光镜：印度的弱项，往往是中国的强项；中国的弱项，往往是印度的强项。在中印这样的“规模巨大”国家，建设坚固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远比高速经济发展更困难，印度在政治发展方面的经验，值得中国研究和汲取。
    
     一、规模巨大的印度
   
     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并非印度问题的专家，而且常年在海外的大学里从事比较政治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华人知识分子来说，规模巨大的印度是一个重要的“认知刺激源泉”：这个国家曾经和正在演发的中长程趋势，有力地刺激着我们审察和反思在政治社会学领域中一些广为人们关注的假设、认识和理论，以便看看它们是不是经得住长时段的检验，具有多大尺度上的延伸解释力量(“延伸”是指超越于特定时间框架里特定地方的、具有更普遍意义的认知成分)。“规模巨大”正是关键：只有规模与中国旗鼓相当，或至少相距不远的国家，其发展经验才能够拿来与中国作最有意义的参照比较。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把此中的道理点拨得颇为明豁---为什么中国革命的领袖有关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总结，其意义要超过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2而我们可以很放心地声称，印度经验的丰富性，与它的庞大性恰成正比。 

    二、值得中国人反思的印度经验
   
    1、低经济发展也能启动民主实践

     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进步程度的关系是什么？最为公众关注的政治社会学假设或认识之一是：“一个国家除非经济上已经相当发达，否则不能启动竞争性的议会民主制度；若是冒冒失失地启动，它的议会民主制度也将是短命的”。20世纪中后期的世界史，相当程度上证实了上述假设或认识，像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孟加拉这几个人均收入不高的国家在1970年代末期以前，确实有过先尝试民主选举制度然后又被军事独裁制取而代之的曲折经历。但是，这种验证只是局部的而非普遍的，印度则是证伪上述假设或认识的最重量级的国家。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就选择了议会民主制，当时它的人均GDP收入约为597美元3。在十个主要的亚洲国家中，印度的人均收入位居倒数第三，低于平均数。然而到现今为止，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已经连续实践了60年。“六十甲子乃一周”，足够稳定长久了。这期间，只在1975年中至1977年初不到两年时间里，强制实施过“国家紧急状态”。印度的经验有力地说明，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并不命中注定地不可以启动民主实践的进程；启动以后，也并不注定地要大倒退到可怕的军事独裁。一个国家里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文化传统和其他的政治因素，能够发挥独立于经济财富水平的扶助作用，使得该国的民主体制生根发芽，稳步发展。

    2、民主体制不宜延至“全民大觉醒”才起步

     政治社会学中另一个广为公众了解——需要说明的是，广为了解并不等于广泛接受——的假设或认识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普及率对该国的政治发展影响至关重要；在一个文盲众多的社会里，民主政治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与知识和信息传播相关的硬件设施的状况，对民主政治的运转也是极其重要的。那么，这条假设适合印度吗？ 1965年度——更早的可靠资料笔者尚未查索到——小学、中学、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占各自入学年龄组的比率，印度分别为74% 、27%、5%，中国分别为 89% 、24% 、1%。从中可见，初等教育中国显著高于印度，高等教育印度远远高于中国，中等教育两国之间的差别不大4。根据40年以后、也就是2005年发布的资料，印度15岁及更大年龄人口中的识字率为 61 .0%，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占该入学年龄组的比率为 11 . 5% ；中国分别为 90 . 7%和 15 . 4%，均显著地高于印度5。而在与知识和信息传播相关的硬件设施方面的状况（2004-2005年期间的资料），包括：每千人拥有的电话线长度、每千人拥有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每千人中的互联网使用者人数、拥有电视机的家庭比率，印度和中国相比，均大为落后：41 比 241，85比 431，32 比 74，37 比 80 6。

     显然，印度全社会较低水平的教育普及率和较落后的信息传播硬件设施，并没有阻止这个庞大的国家实施定期的全国选举。部分研究比较政治发展的学者从中发现并认为，印度相对而言稳定、持续的民主体制建设，得益于它1947年起步时的民众教育普及率不高，这可能使得国家最重要、最困难的政治事务基本上局限于该国受过良好教育——多半是英国式的教育——的政治精英圈子之中，只要他们之间达成了妥协，事情大体上就能“摆平”。笔者以印度的经验作参照，觉得台湾的政治发展恰好相反：1980年代末台湾开放竞争性政治过程时，岛内居民中的文盲率已经降到 8%以下，每十万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达到 2300人，与法国和丹麦的高等教育普及率相当7。所以，台湾岛内居民的政治参与意愿太广泛、太高涨，每一个机构、每一级层次都要办竞选，每年选举不计其数。这样一来，虽然岛内几乎每周都有政治节目，热闹非凡，却难免乱象丛生，综合成本太高。亨廷顿在他的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早就着力地论证：政治体制的制度化太落后于政治参与的步伐，则很容易引发政治生活的无次序化8。由此，笔者觉得印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启发乃是：民主体制的建设不宜拖延到“全民大觉醒”的时候才起步；起步太晚了，反倒容易刺激全社会的动荡不安，因为那时候人人皆要“当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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