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2年时，美国房地产总值约为13万亿美元，股市总值大约是10万亿美元，到今天两者加在一起值41万亿美元，5年累计增值78.3%。而同一期间，美国GDP累计增长26.9%。也就是，正因为美国的土地权、房地产以及公司股权都能自由交易、都已充分流动，这些产权的增值速度大约是 GDP增长速度的3倍。

　　如果是这样，假如在中国也将土地和国有企业的产权全部均分到个人，并让这些私有了的产权全部流动起来，每个中国家庭仅财富收入就能每年多增加9万元（3万元×3）。

　　这恰恰是第二个资本化效果所在，当土地权、国有资产权分到个人、分到家庭并被流动之后，这些产权的增值部分每年、每天能直接进入个人和家庭的消费预算、投资预算之中，财富效应能具体化到个人、家庭的层面上，让财富效应能立即转换成内需的增长，由此进一步带动内生的经济增长。结果，这又反过来使中国资产的价值更进一步上升。换句话说，在土地国有、资产国有不能交易的情况下，一方面因为没有交易价格，所以无法知道这些资产的升值，无法知道是否有财富增值；另一方面，即使有增值，这种财富增值也没有能够去认领的主人，有增值但没有主人，财富增长对内需的推动效应自然不容易有。

　　第三，流动起来的产权大大降低资源配置成本，使同样的财富价值能更轻松地配置到回报更高的投资项目上，放大财富的“用钱生钱”效果，增加资源的配置效率。

　　按照这一思路想下去，我们发现，过去这么多年将土地、生产资料都锁在国库中，让财富无法成为资本流动起来，让财富不能增值，其代价是多么高呀！或许我们会说，“不是有很多私有制国家的经济增长慢，而且也难以内生资本吗？”土地以及生产资料的私有并可以被产权化流动起来是资本化的前提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其它的配套法治还必须到位，否则没有几个人会信那些流动起来的产权价值。换言之，在中国面对这么好的发展机遇之时，如果产权制度上没有什么抑制资本化、压制内需增长的因素，岂不是让经济增长得更快、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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